在当代旅游业内，有一句很经典很时髦的话，叫做“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山西人民，在山西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曾经创造出了积淀深厚而又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和古代文明，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而尧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已成为亿万炎黄儿女、尧舜后裔的自豪和骄傲。
但是，令我不解和疑惑的是，距尧文化中心的尧庙、尧陵不足50公里，距闻名于世的古陶寺遗址也就一百来里地的家乡——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河底乡，似乎成了一个被历史文明遗忘的角落，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竟无丝毫提及。在对祖国悠久历史文明的梳理和研读过程中，一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折磨着我、困扰着我。难道家乡河底在古代真是一个一直没有得到开发的蛮荒之地吗？在替家乡抱屈的同时，我也一直致力于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探寻有关家乡河底的一些蛛丝马迹。
一个偶然的机会，山西日报上一篇由阎灵娣、阎金铸、王晓鹏三人联名撰写的题为《狐氏后人今安在》的文章，为一直在探寻家乡历史的我的眼前透出一丝希望的亮光。原来，以我的家乡河底为中心与乡宁县、蒲县、吉县相邻的这一片土地，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没有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的地方。也许在遥远的夏商时期，这片山地上曾经有一个古老的方国存在。就是阎灵娣等三位先生撰写的这篇文章，开启了我关于家乡河底古代文明的探索之旅。
从叔虞封唐和晋文公称霸说起
近年来，利用工休时间和参加乡邻们婚丧嫁娶各种仪式的机会，笔者几乎走遍了家乡河底十里八乡的山庄窝铺，走访了近半数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查找和翻阅了大量地方史志及文献资料，一段鼓角争鸣、金戈铁马的戎狄民族兴衰史，一个有勇有谋、有理有节的春秋诸侯方国的历史风貌和轮廓逐渐在我眼前清晰起来：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时期，以家乡河底豁都峪流域为中心的与乡宁县、蒲县、吉县相邻的这片山地，应该就是那个曾经为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成就霸业立下汗马功劳的狐氏家族的封邑。
若要讲清楚狐氏家族在晋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先得从桐叶封弟和晋文公称霸说起。
山西是古晋的封疆，自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周成王封叔虞为唐侯起，至公元前369年韩、赵、魏三分晋国止，前后历时700年左右。因而，古晋国的历史，在山西的整个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载，古晋国原号曰唐。《太平县?舆地志》载：“成王九年，封叔虞于唐，唐子燮父，作宫晋水，故改国号曰晋”。《辞海》载：“晋，古国名。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是周成王之弟叔虞，在山西南部，建都于唐”。郑玄《诗谱》云：“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飞索隐》云：“太叔名虞，叔，字也。故曰唐叔虞。然晋初封于唐，故称晋唐叔虞”。《太平县志?舆地志》载：“太平乃尧都近壤，晋国故墟，故址犹存，所谓晋城也。西去九原山，东、南去汾水，北踞汾阳岭……”太平乃原汾城县，现与襄陵合并为襄汾县，南有古“晋城遗址”。从上述历史记载可知，古晋国国君叔虞的国都始建在原“尧之故墟”，今之临汾市襄汾县汾城镇。
唐国地处夏人的故墟，四周遍布戎狄部落，当时一场叛乱刚刚平定，局势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就在这时，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在王都镐京举行了盛大的册封仪式。在典礼上，成王封赠叔虞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之甲、沽洗之钟等名贵的器物，并赐叔虞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等异姓贵族人口帮助他去组织新政权。并“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正，疆以戎索”。所谓“启以夏正，疆以戎索”，就是用夏政去教导夏民，以戎法去治理戎人。这是周天子给叔虞所规定的施政纲领，准许叔虞因地制宜，从唐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自己的封地内实行一套有别于周、鲁、齐、卫等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维护夏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暂不实行周公制定的那一套新的礼乐制度；按照戎狄的生活惯例分配牧地，暂不实行周朝的井田制。叔虞按照“启以夏正、疆以戎索”的既定国策，鼓励民众发展农牧业生产，兴办水利，使唐国民众逐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唐国附近原有的许多戎狄部落，也都先后归附了叔虞。这样，唐国的疆土日渐扩大，在邻国中的威望也就越来越高了。
当周平王被迫东迁，在晋侯、卫侯、郑伯的护送下狼狈到达洛邑后，西周政治组织中的金字塔结构就不存在了。周天子屹立于塔尖代天行令、分封诸侯、诸侯再任命卿大夫、卿大夫再养活诸多士的相互依存的“食物链”已经是明日黄花，诸侯各自为政、相互征讨的局面开始形成。就是在亚圣孟子断言“春秋无义战”的那个最无君子之仪的时代，晋文公在乱世中站起，从狼烟里走出，用十几年颠沛流离、风霜雪雨的苦难经历为镜，演绎出一代荣华不忘忧劳兴国、励精图治的仁君典范，成就了彪炳千秋的一代霸业。
晋文公（公元前636年一前628年在位），姓姬，名重耳，晋献公第二子。他的父亲献公算是一个英雄人物，为晋国开疆辟域，只是到年老的时候就开始糊涂了，宠爱妃子骊姬，他听信骊姬的谗言，打算让骊姬所生幼子奚齐继位，逼死了太子申生。骊姬为了确保奚齐继位，逼得重耳和夷吾只得躲回自己的封地蒲州（今蒲县附近）和屈城（今乡宁、吉县附近）。献公派宦臣履趣带兵追杀重耳，但是他逃走了。
于是，重耳和他的流亡政府一躲就是19年。虽然重耳并没有什么志向，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他拥有公子的身份。这个高贵的血统让他在流亡的过程中受到周边王国的礼遇。同时他能够听从劝告、宽厚待人、仁义知礼，这让他的随从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先逃亡到狄国，即其母狐姬的娘家——狐氏中山国，重耳还在那里娶了战败国赤狄咎如国君的公主季隗。《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中说：“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娶季隗，生伯、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中说：“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长女妻重耳，生伯、叔刘；以少女妻赵衰，生盾。”均说的这件事。同是天涯沦落人，四十三岁的晋国逃亡公子重耳和赤狄国的落难公主季隗就这样被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夫妻恩爱，同病相怜，相依为命，相濡以沫，婚后的生活十分美满。
重耳的一班随从也娶妻生子，安享太平。如果不是晋国发生了内乱，重耳和季隗也许就这样平平静静、波澜不惊地在狄国慢慢变老，这个故事恐怕就要在这里结束了。
献公死后，晋国的小国君奚齐被人刺杀，国内和国外两股势力迎送重耳回国任新君主，但被他以君父新丧，不能就任的理由拒绝了，于是王位继承落在了他弟弟夷吾的身上。夷吾是一个残暴无情的人，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刺杀重耳，以绝后患。于是重耳被迫再次出逃，在这次逃亡的路上，他经历了许多苦难，也游历了许多国家，加上夷吾的残暴无道，让他树立了复国的信念，他积极地接触当时的强国，获得他们的支持，并用心学习他们的治国用兵之道。公元前636年，重耳终于回到晋国，坐上晋国国王的宝座，史称晋文公。
从43岁起逃难算起，晋文公即位时已是62岁的老态龙钟的花甲老人了。长时期颠沛流离的异邦生活，使得重耳和他手下的那帮大臣，既磨炼了意志，又开阔了眼界，更在政治才能上有了很大的提高。重耳做了国君以后，汲取各国经验，整顿国内政治，安抚人心，晋国很快便强盛起来了。后来和当时的霸主楚国在城濮进行了一场争霸之战，一举击溃楚军，而夺得霸主地位。
在晋国历史上，晋文公虽只在位8年，但他的政绩最为突出。他的霸业只是政绩的一部分，他的主要政绩是通过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为晋国以后的繁荣富强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法令，并确定了会盟制度，不仅使晋国由甸服偏侯发展为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局面，把诸侯间的征战控制在了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可惜，晋文公重耳鲜活在今天人们心中的，却并非他在春秋时期称霸一方、叱咤风云、挥戈千里的一代伟业，而是他火焚绵山成就介子推千古之名的传说。
中山狐氏家族在晋文公霸业中的重要贡献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拙文中的主人公——戎狄狐氏家族了。戎狄民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其历史最早可见于《史记?周本纪》：“不窟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窟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史记》中所说之不窟乃周人始祖后稷之后。后稷在尧、舜时代做过管理农业的官职。到了不窟仍然承袭后稷的官位管理农业，只是时间已到了夏代。不窟在任期间，因夏后氏政治衰败，不重视农业，不窟不满，便弃官不做，逃到戎狄民族之中。不窟的孙子公刘，又继承后稷和不窟的遗志，重新发展农业生产。公元前12世纪前后，公刘的第九代传人古公父，摈弃戎狄之俗，营造房屋、城郭，脱离了戎狄民族的行列，重新修治后稷、公刘的农耕事业，推行德政和仁政，为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其余的“继续与戎狄为伍，春夏逐水草而居，秋冬返回原地，基本停留在粗耕阶段”（《西周史论述》）。
狐氏家族乃戎狄民族之一系，是一支居住在以河底为中心的乡宁县、吉县、蒲县一带的游牧民族（那时，这里是一片森林和牧地，很适合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这片土地由于与晋国毗邻，晋狄之争时有发生。公元前1039年，周武王积劳成疾而死，其子姬诵继位，是为周成王。成王三年，封其弟叔虞于唐，史称唐叔虞。因古唐国与戎狄民族杂居于晋南地区的尧都区、乡宁县、吉县、蒲县、襄汾县、翼城县一带，所以《左传》云：“晋居深山之中，戎狄与之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而不。”可见当时的唐叔虞处境十分困难。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他按照“启以夏正、疆以戎索”的既定国策，鼓励民众发展农牧业生产，兴办水利，使唐国民众逐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其少子公明开始被封于贾国，《晋国史》中说：“古贾国在今山西省临汾贾得乡，据说西周时唐叔虞少子公明封于贾。”为了拉拢和教化戎狄民族，叔虞毅然命自己的小儿子潜入狐氏家族之中，与狐氏家族一起打猎、放牧、耕种，通婚生子，建立感情，说服狐氏家族以及附近的许多戎狄部落先后归附了叔虞，史称“狐氏中山”。所以《国语?晋语》说：“狐氏出自唐叔”；三国时的学者韦昭也说，狐氏为“唐叔之后别在犬戎者”；宋代《古今姓氏书辩证?贾》一书中也有狐氏“姬姓，晋唐叔虞少子公明。”关于这段历史，历代史书都有记载，可见其真实性。
唐叔虞在位31年，公元前1005年去世，其子燮父即位后改唐为晋，是为晋候。从此时一直到晋献公时期，晋狄之间时和时战，又持续五六百年。晋献公时期，晋国欲图中原，先后向南向东发动战争，为确保后方稳定，决定与地处晋国北面的狄戎民族化敌为友，实行和好。晋献公派出使臣与狄谈判，达成"和亲"协议，娶狄戎部落首领狐突的两个公主大、小戎子为妻，首开汉狄和亲的先河（这次是正式的，而唐叔虞少子公明与狄人通婚是秘密进行的），成就了两个民族的千古佳话。大戎子生公子重耳（晋文公），二女儿小戎子生公子夷吾（晋惠公），从此狐突也因其女的关系，开始进入晋国的士大夫行列，做了太子申生的老师，即晋国太傅。据《国语?晋语》云：“狐姬，伯行（狐突）之子（女）也。实生重耳。”和《潜夫论?志氏姓》所说的“靖候之孙栾宾及富氏、游氏、贾氏、狐氏……皆晋姬也。”说明狐氏与西周时晋国已有一定的姻亲联系。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由于“骊姬之乱”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追杀重耳，重耳在其舅父狐偃等人带领下，逃到狐氏中山国避难十二年之久。关于这段历史，《史记》中说：“献公使宦者勃杀重耳……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司马迁所说之“母国”，正是指重耳的外公家，其母狐姬的娘家——狐氏中山国，而且是其舅父狐偃保护重耳逃往中山的。
自从晋献公迎取了狐氏部落的大小戎子，即晋文公和晋惠公的生母后，狐姓家族和晋国更是有了千丝万缕的割不断理还乱的血肉联系。尤其是狐突、狐毛、狐偃父子不但在晋文公重耳落难长达近二十年期间，忠心耿耿，不离不弃，患难与共，风雨同行，而且积极建言献策，征战沙场，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帮助晋文公重耳称雄中原，开创了轰轰烈烈的千秋霸业，被后世誉为晋国的重臣、名臣，就颇值得史册上为他们重重地记上一笔。当代著名作家秦枚脍炙人口的散文《土地》中那个亡命途中劝说晋文公重耳息怒的年长大臣就是狐偃。狐突父子以及他们的部族在这吕梁山南麓的大山深处建立的方国，或者后来作为他们的封地，在当时的确是曾经有过一段令时人称羡的辉煌和风光的。
时光荏苒，荣辱浮沉，千年一瞬。仅仅过了一百年后，也就是公元前539年，叔向（羊舌，临汾尧都区人，晋国大夫，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就已经在慨叹：“栾、邵、原、狐、续、交、佰，降在皂隶矣……”。 随着时间的流失，狐姓世家在经过一个时期的辉煌之后，便如同他们的姓氏一样，很快衰落而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作为晋文公时期第一个辉煌但又是沦落最早的一大家族，在其兴也悖矣、衰也速矣的家族史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历史尘封的秘密呢？这个戴着神秘面纱的狐氏家族如今下落何方？证明河底是狐氏家族封邑方国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今天，到了拨开迷雾让他们重新沐浴阳光的时候了。
追寻中山狐氏家族当年的生活轨迹
据《左传》所称：“僖公十六年，狄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通志》：“狐厨即豁都峪，今称铺头峪。”据《临汾市市志》所载，狐厨峪即今之河底豁都峪，发源于河底乡里沟，流经河底全境，由北向南经乡宁县、襄汾县县境汇入汾河。该河流为季节河，夏湿冬枯，沿河流域较为平缓，利于用兵，据史料记载，戎狄民族曾建立中山国，而河底乡东安行政村竟然也有一个叫中山头的村子。难道这个中山头村真是故戎狄中山国所在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狄人侵晋沿河而下，取道豁都峪不光是完全可能，简直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河底乡河底行政村碗窑沟西北坡上有一片地势较平的山垣，名叫土峁，这个村名是否就是“突毛”的谐音呢？若果如此，那么，这里应该就是狐突和儿子狐毛的故居了。站在这片山垣上，我发现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竟然是一处不错的军事战略要地。俯视山崖下，河底、苍圪台等村落一览无余，眼界十分开阔。山腰间的碗窑沟村旁有一处古寨门遗址，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不知是人工用土夯成，还是狐氏家族聚居地的天然屏障？与该地隔山相望的村庄名叫杨胡庄，属河底乡三交行政村管辖，距土峁村直线距离不足4里（绕道而行则有七八里地）。“杨胡”颠倒过来就是“胡杨”，这个“胡杨”是否就是“狐偃”的谐音呢？若果如此，那么，这里应该就是狐突的儿子狐偃的故居了。
根据这两地如此毗邻的地理位置，狐突将两个儿子分地而居、彼此相邻、相互呼应的用意就不言而喻了。土峁村脚下的苍圪台自然村，应该是狐氏家族的粮草储备库所在地吧？“苍圪台”的“苍”字也许就是“仓”的谐音。我一再重读晋国著名政治家羊舌的那句话：“栾、邵、原、狐、续、交、佰，降在皂隶矣……”并通过对家乡附近村落的名称逐一进行对照，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羊舌所列举的几个当时的名门望族，竟有半数以上可以对上号。比如栾姓，距李子坪不足2华里，就有一个小村叫兰沟，而“兰沟”的“兰”字又是“栾”字的谐音。再比如原姓，距李子坪西北不足4华里的地方也有一个小村叫原子沟，而与李子坪隔河相望的交口，不也含着一个“交”字吗？而李子坪村东南不足4华里的河底乡河底行政村的柏河自然村村名中的“柏”字，又与“佰”谐音。再列举一些村落的名称，如蔡字眼、安子岭、郝家疙瘩、解家河、靳家川、司家峪、何家峪、麦家凹、范家山等等，也许都是当时一些名门望族聚居的地方。与李子坪同一个行政村的古庄，也许就是当年狐氏家族击鼓议事的场地；西北部与河底乡隔山相望的吉县屯里镇武庄村，也许就是当年狐氏方国屯兵操练的军营，而河底乡张马庄自然村，则可能就是为狐氏方国骑兵钉马掌的场所吧。这一切的巧合太多了，令人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兴趣来深入考察研究。
据杜注载，“临汾西有狐谷亭”。关于狐谷亭的确切地址，极有可能就在今天的河底一带。距河底村不足五华里、只有一河之隔的邻县乡宁县台头镇李子坪村有一孤孤的土柱子，村人称其为楼圪塔，闫金铸先生认为是古代方国的中柱、社柱，河底、李子坪一带极有可能就是狐氏方国的王亭所在。更为巧合的是，距李子坪不远的邻村——河底乡交口村神疙瘩自然村，似乎也在暗示着我们，在春秋时期，这个村有可能是狐氏家族的祭祀神庙的祭坛所在。通过对尧都区河底乡东安村大庙遗址、交口村、冯南庄村娘娘庙遗址的考察，我这一看法更加坚定了。
据阎灵娣、阎金铸、王晓鹏三位先生描述，他们三人曾到与乡宁县台头镇李子坪村一山之隔的洪洞县万安镇涧西村探寻狐氏后人的下落。他们说，涧西村狐氏后人一脉尚存2000多人。关于狐突、狐毛、狐偃的故事，狐氏后人知道的并不多。根据老人们所讲，祖辈传说狐姓是“陕西曲地”人。“山”、“陕”一音之转；“曲”、“屈”同音。陕西曲地不就是“山西屈地”的谐音吗？据史料记载，今天的乡宁、吉县、尧都区河底乡、枕头乡、一平垣乡以及蒲县、大宁的某些地区，春秋时统称为屈地，也就是南屈和北屈。《东周列国志》中赞誉重耳出亡、从者之盛的一首古诗写道：“蒲城公子遭谗变，轮蹄西指奔如电。担囊仗剑何纷纷，英雄尽是山西彦。山西诸彦争相从，吞云吐雨星罗胸。”这里的“山西”不同于今天的山西，而是指晋国紧依的大山的西边，也就是今天尧都区河底乡、乡宁县、吉县、蒲县一带。在这诸多英雄豪杰中最显眼的就是重耳的娘舅——狐突的两个儿子狐毛、狐偃了。既然狐姓后人来自“山西屈地”，当然只能是村子相依的大山西边的屈地，也就是今天的狐厨峪（豁都峪）了。为什么如此近的迁徙，而要有意或无意地掩饰，肯定与历史上所发生的 某些我们已无法知道的权力斗争或其它不可知的原因有关。当然，由贫瘠的山地迁往富饶的平原，这也是很容易讲得通的。但是我们更相信是前者，因为如此，狐姓后人如此的稀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