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2年的春节刚过，就接到通知，让我去参加机械工业部的一个课题组，解决大型铸锻件裂纹深度(高度)的超声测定问题。文件提示课题组由一重任组长，参加单位有哈电、北重、太重、沈重、天重、上汽、上电、二重及东电。
我所在的工厂在西南，一重在我国的最东北。要在北京转车去齐齐哈尔，从齐齐哈尔再转车去富拉尔基。我二月十七号下午两点到的齐齐哈尔，到富拉尔基的车是四点五十的，听说该区间列车要运行一个半小时。现在是四点过，我得去吃点东西，到一重若开饭的时间过了，那个日子就肯定是难熬的了。
候车室右侧的一个角落里，有卖面条的。我拧上随身行李，拿出二两全国粮票，一元钱递给那个卖面条的老太太，用比较标准的四川不通话说：
“老大娘，我买碗面条。”
那个老太太不伸手接钱和粮票，只是像看怪物似的看着我，脸上是既茫然又不削的表情。我更是不知所措，我用全国粮票，人民币买面条。这个地方虽然是东北了点，再怎么说还是中国的领土啊!你的工作不就是卖面条的吗，我呢，是买面条吃的啊。我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一身的蓝色中山装，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你有什么奇怪的，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真想爆粗口骂人了。
一阵僵持之后，那个老太太的脸色先变了，她把所有的笑意都堆在了脸上，好像我从一个怪物又变成了天使。
“呵呵，小伙子，是外地来的吧!我们这儿的面条，最小碗就是半斤的了。你就二两粮票，吃什么面条呀!”
国家大了，什么怪事都有。在上海一两一碗的面条，你如果嫌多了，你还可以吃半两，她可以退你半两上海粮票。就现在，家里还有好几张半两的上海粮票呀。广州的海鲜面，混沌面也有一两一碗的呀!我在心里嘀咕，这二两一碗的面条，在全国各地都是通用的啊，怎么在这儿就不行了呢?唉-，无理可讲呀，还是入乡随俗吧!
“哦，对不起，老大娘，我不知道这儿最小的碗是半斤!”
我又找出一张半斤的全国粮票，掏出二元人民币，伸手递过去，那个老太太退了我一元八。看来这儿半斤面条，只要两毛钱，上海半两面条是八分。这样算来，上海半斤面条就是八毛钱了。这实际上是观念上的差异，上海那边讲的是形式上的满觉，东北这边讲的是内容上的实惠。四川人刚好介于他们之间，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那个老太太拿了一只介于盆与碗之间的器具，揭开盖在一只木桶上的那床厚重的棉被。用她那双没见洗过的手，从木桶内给我装了些面条在那个器具里，又用勺子在另一只小木桶内舀了两勺黄黑色的粥状物，浇在面条上面。伸手递给我，又用手向我背后指了指，示意我端到那边桌子上去吃。
我坐在一张小方桌前，用筷子把器具里的面条拌了伴，准备享受这正宗的北国佳淆。
我挑了一些面条放进嘴里，感觉温度最多和我的体温差不多，没有任何的味觉感受。一般来说，所有的食物都有自己的味道。可这个面条没有，没有给我带来酸甜苦辣麻咸的任何味觉感受。因为担心晚上会挨饿，只有拼命让自己多吞几口下去，。在理智与毅力的强力配合下，将面条强行吞了五分之一到胃里，算是完成了我毕生最难忘的一顿晚餐。我没有出过国，但祖国的东西南北中还都算是去过了。若要评选全国最难吃食物的话，我投今晚这碗面条一票。
我赶到一重招待所的时候，晚饭果然已经开过了。我把旅行袋放在服务台上，拿出介绍信递给坐在服务台里边的小姑娘。她看了看介绍信，又仔细的看了看我。
“子云同志，你到我们这儿来，是办什么事情的啊?”
真是有毛病，介绍信上不是明明写着，是来参加课题研究吗，她还要明知故问。真窝火，打从到了齐齐哈尔就不顺。
“应邀来参加课题研究。”
“请问子云同志，你的工作证呢!”
这些年来我全国都走遍了，都没有要工作证的，就连北京、上海、广州住旅馆也不要呀。唉——，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了。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给那个服务员小姑娘。她有点神经兮兮的看看工作证上的照片，又看看我本人。最后她好像是认定真的没有错，嘴里还喃喃自语。
“奇怪，这个人再怎么看也不像有三十来岁啊!还是来参加课题研究的，…。”
这些孩子出生在这儿，没有到过南方，不知道南方的人看起来长得年轻。所以，他们就感到奇怪了。
总算还是过关了，那个小姑娘用纸片给我写了一个房间号，和介绍信、工作证一起递给了我。